韩国是战国七雄之一,为何最早被秦国灭亡?从政治体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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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韩国是战国七雄之一,为何最早被秦国灭亡?从术治变法弊端入手,分析战国七雄韩国灭亡原因?保守势力强大,从政治体制分析

在《大秦帝国之裂变》的影视剧中,韩国进行的申不害变法,几乎与秦国的商鞅变法是同时进行的;然而两国的发展成果却大相径庭,秦国自秦孝公后一直坚持商鞅之法,而韩国申不害变法却半途而废,可以说,申不害术治变法与商鞅的法治变法不可同日而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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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而秦国在富强,崛起,以及称霸的过程中,曾几度拿韩国开刀,韩国也是秦国在统一之路上第一个被灭国的国家;韩国最早被灭亡原因是多方面的,与其处于四战之地的地缘政治有关,也有疆域面积小,人口数量较少有关。

更与韩国的君主有关,君主采取依附强国而生的朝秦暮楚的对外战略,使得韩国交了一帮猪队友,关键时刻屡屡被坑,被出卖;最后,韩国竟然采取了郑国水工疲秦的策略,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强大了秦国,又给秦国出兵的口实,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从此消灭在历史的长河中。

纵观战国历史,特别是战国七雄,韩国一直是被忽略的一个国家,它到底实行什么政治体制呢?有哪些弊端,为何会灭亡呢?本篇文章从政治体制角度,分析韩国灭亡的原因。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

战国七雄韩国的兴盛史三家分晋,韩氏立国韩氏,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非常显赫的政治家族,本为晋国众多卿大夫家族中一员,历经数代人惨淡经营后,在极端险恶的晋国朝政中夹缝生存,并站稳脚跟,最终与其他强国一切掌握晋国军政大权;继而又在与晋国各大家族竞争中取得胜利,最终与赵、魏两大家族瓜分魏国,始称“三家分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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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分晋后,韩国占有晋国的南部,包括今天的河南省中部、山西南部及东南部,韩国疆土和魏国犬牙交错,并且周室也在韩国疆域之中,以西与秦国、魏国为邻,东面与郑国相接,南面是楚国。

韩国发展大致分三步韩国的开国君主是晋国大夫韩武子的后代,纵观韩国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开拓阶段为韩康子至韩哀侯时期,下至韩昭侯时期为守成阶段,再至韩王安为韩国的衰亡阶段。韩国建国后,诸侯兼并战争此起彼伏,韩国又位于中原腹地,有天下咽喉之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韩国几乎被卷入了每一场战争,在后来的合纵连横结盟过程中,韩国一直依附强国而生,一直在众强环伺中生存。

韩氏立国后,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但也有其高光期,那就是韩昭侯申不害的“术”治变法改革,使韩国有一个大治,但韩昭侯只是守成之君,并没有为韩国打下强大的发展基础,也丧失了一次乘强劲之势进行变法图强的计划;韩昭侯与秦孝公生活在同一时期,商鞅变法成就了秦孝公,也强大了秦国,而申不害变法虽然使韩国有大治,但申不害死后,韩国形式急转直下,最后直至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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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将”、“相”政治体制韩氏立国后,逐渐废除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卿世禄制,建立起以国君为首的封建官僚体制;具体表现为,三家分晋后,韩国自立为诸侯,标志着地方封建政权开始正式确立,韩景侯被周室册封为诸侯,从此韩国名正言顺地步入诸侯行列,当韩国攻下郑国后,韩宣惠王采用“王”称号,国君称号的改变标志着国君权力的提高和君主制度的初步形成。

建立以“相”为首的文官体系“君临之术”被韩国国君不断利用,标志着君主集权制的不断形成,到了战国,韩国效仿魏国,在朝廷设相,建立文官行政体制,相权是辅佐、配合王权而存在的,是君权的重要补充和保证,韩相由国君任命,并且随时可以撤换;相国以下,各级官吏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建立以“将”为首的武官体系战争频繁,韩国国君很重视军事,在国君之下设将一职,君主随时任免和调遣“将”,在君主的授权下,“将”有训练官兵和指挥作战的权力;将,也称将军,在中央官僚机构中是武官之长,地位仅次于相。此外,韩国还设立了专门为君主和宫廷机关服务的系统,这个系统也兼任行政管理机关的事务,两者行政职能没有截然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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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在地方设立郡、县制为主的地方行政制度,但郡与县之间,尚未形成固定的统辖关系,边疆的县归郡管辖,内地县归中央管辖,郡、县的军事权力和最高行政权力都掌握在韩国国君手里,郡、县长官由国君直接任免。

韩国的政治制度相对复杂,世卿选官制度被长时间地保留下来,君主才有赏罚、礼法、刑德、爵禄等手段监督控制群臣,在韩国的不断发展中,逐步制定和完善本国的各种制度,例如职官管理制度,俸禄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等等,但韩国终一朝都没有建立完善的封建官僚体系,世卿的贵族制度贯穿其中,这与申不害不彻底的改革有莫大关系。

对于韩国来说,成也“术”治,败也“术”治,申不害的术治为何会失败呢?笔者从韩国政治制度的弊病,来分析一下申不害变法失败的原因?

韩国政治制度的弊端韩懿侯、韩昭候时期为韩国的守成时期,韩懿侯守国十年,没有大的发展,没发生大的战争,却失去了领土,被魏国打败两次,割让马陵;韩昭侯掌国三十多年,特别是在申不害变法时期内,韩国大治,诸侯不来侵伐,出现了少有的、短暂的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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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韩昭侯注重君主的“术”治,没有建立统一的法令,致使韩昭侯之后,变法不在,国内形势急转直下,只能在大国夹缝中生存,依附强国而生,在政息兵弱的败亡阶段被秦国灭亡,成为战国七雄中第一被灭的诸侯国,那么,韩国政治制度有哪些弊端呢?

“术”治弊病,导致韩国乱弱韩昭侯时期的申不害改革,几乎与齐威王的改革是同时进行的,但成效远非齐国;申不害的“术”治,主张君主的绝对的集中权力,讲究的是君主统治臣民的方法,强调的是君主的专制之术,先天性地存在很多弊端,也是改革不能彻底推进的原因之一。

申不害变法与商鞅变法最大的不同是,商鞅紧紧抓住发至建设这个关键,将各项改革内容以法律的形式公布于众,在法律中将宗族特权剔除出去,彻底剥夺贵族特权;申不害的“术”治,原先是为了惩治吏治,现在变为君主驭臣之术,这种权术随着君主的意识改变而改变,一旦被当作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必然会扭曲法令,使依法治国名存实亡。

韩昭侯是一个意志不坚定的人,韩国贵族势力大,当昭候发布新的法令时,往往会听从别人错误意见后,使得法令得不到坚决的贯彻实施;申不害主宰朝政十年期间,法治偏弱,术治膨胀,依靠种种秘密手段察核官吏,造成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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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久了,术治就会变成权术阴谋,君臣离心尔虞我诈,官场就会变成勾心斗角之地;权术之道充斥于韩国邦交内政,造成储君之争,辅臣权力之争,重臣为了权力甚至勾结敌国,劫持国君;总之,韩昭侯依赖术治,久而久之,导致阴谋丛生,内耗重重,危及国家。

“术”治,没从根本上解决韩国面临的问题,终究其实,术治就是一种整治吏治的手段,也是君主所掌握的一种权术阴谋,“术”治的本质是人治,人治的优劣全在于君主,韩昭侯时期术治还勉强可以,后世之君没有韩昭侯之明,那么术治就是乱国之本,所以,韩非子说,韩国亡于术治,是有道理的。

韩国存在贵族和官僚双重政治体制战国时期,贵族集团在各诸侯国都是一股强大的保守势力,变法必然会触动贵族利益,必然会遭到贵族阶层的强烈反对;与商鞅用法制剔除贵族特权不同,申不害“术”治改革以不触动贵族集团利益来换取变法改革,对贵族势力采取妥协的态度,使得新法令推行不下去,变法成果大打折扣。

申不害变法时,一边用贵族宗室人员,一边又任人唯贤采取官僚制度,在韩国贵族中,虽然也有才干的超群者,但大部分都是能力平庸的人,例如,公仲、公叔更是独揽朝政五十年,加速了韩国的衰亡;贵族宗室总揽大权与重用布衣将相的格局无法调和,终其一朝,韩国也未能克服宗室贵族对权力的独掌,这也是申不害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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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阴谋排斥贤能,使人才引进政策失败韩昭侯申不害的改革,在人才政策上也以举贤任能,因任而授官的政策,但没有从根本上废除世族世官制度,举贤任能就是一个空头口号,韩国像其他诸侯国一样推行贵族政治,造成人才外流,这些人才得不到上升途径,只能另谋高就。

权术阴谋还造成君臣之间,臣臣之间的猜忌和矛盾,权臣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无所不用其极,排挤布衣将相,排挤人才那都是小事,这些重臣甚至能引入外国兵力来挟制本国君主,由此可见,君臣之间尔虞我诈可见一斑。当奸邪大臣当权,隐良蔽贤,造成韩国日趋衰弱,韩非多次向韩王进谏要励精图治,但始终未被采纳,统治阶层的腐朽昏庸使韩国失去了最后一丝复兴的希望。

反观秦国,对人才的利用有一套法律制度,特别是奖励耕战制度的实施,秦国农民乐耕,士兵乐战,天下英才多汇集到秦国,这也是秦国举贤任能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而秦国正是在大批的,一代又一代的布衣将相辅佐下,最终富国强兵,统一天下。

其实,秦国统一的历程,就是以布衣将相为主的官僚体制,逐步战胜和取代贵族政治的过程;社会要发展,国家要进步,都需要人才,特别是社会变革时期与人才开发有密切关系,韩国的衰亡很大程度上受失败的人才政策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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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相对比秦国来说,韩国和其他五国也重视法律,但都深受周公礼制的影响,没有完全抛弃与新时代不符合的礼制,也没有能够彻底地实行法治,反观秦国在法律政策上是基本正确的,能把奖赏和刑罚以法律的形式纳入耕战政策中,所以秦国兵强国盛,在发展上领先于韩国。

综述笔者认为,申不害改革失败原因,“术”有余,而“法”不足,在变法改革中,侧重于君主用权术,而忽略了法治建设,缺少法律的保障,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韩国所面临的问题,申不害死后,韩国形势急转直下,“术”治变法只给韩国留下了“阴谋权术”。

变法失败与韩国君主有莫大关系,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在之后的历代国君中,只有韩昭侯支持改革,反观秦国,自秦孝公之后,历经秦惠文王,秦宣太后,秦昭襄王,一直到嬴政都坚持商鞅的法治治国;由此可见,韩国并没有形成一个有贤能组成的领导集体,韩昭侯死后,变法执行者后继无人。

韩国的保守势力太过强大,申不害变法中并没有剔除贵族对变法的影响,并没有剥夺贵族众多的权力,而是以妥协政策来换取变法改革,结果不仅是变法成效大为缩减,也遭到了贵族势力的反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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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看到,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慎到、申不害,分别提倡法治、势治、术治三种不同的治国方略,法,就是健全法制,势是君主的权势、君主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君主驾驭臣民,利用权力,推行法令的一种手段或策略。术治主要是为了察觉官吏,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独一无二的地位。所以,申不害的改革只是一种君主统治的手段,并不是对政治体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彻底改革,当然会失败了。

讨论笔者认为,从晋国卿大夫家族独立的韩氏政权,在立国之初,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政权,与其脱胎于母体晋国有着本质的区别,随即建立以君主为主的集权政治体制,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地建立了各级官僚机构和行政体制,最高管辖权被掌握在君主手中,在君主集权制的确立下, 又推行了郡、县制使得中央对地方的管辖权空前加强。

韩国虽进行申不害改革,但在战国中后期,贵族势力,宗室势力排斥贤能,抵制改革等行为严重侵蚀韩国政治体制;韩氏政权的外在环境也非常险恶,始终处于此起彼伏的兵火状态,极端恶劣的地理地缘政治,使其处于列强环伺之中,首鼠两端的邦交策略最终得罪了所有强国,使得韩国最终被历史所淘汰。

参考文献:《韩非子》、《战国策》、《七国考》、《资治通鉴》、《汉书》、《史记》、《左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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