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熔炉”到“排他主义”,美国这些年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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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王子

近日,不仅中美贸易战炒的沸沸扬扬,关于美国在文化和价值观上的输出也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文化传统的生存现状来看,一些国家,再也不能讲述自己的故事了,他们的市场大多被并不反映他们生活的美国形象所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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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美贸易战

那么,从一开始的“大熔炉”到“文化扩张”再到“排他主义”,美国究竟这些年经历了什么呢?

01迷茫:谁是美国人

美国文化有着独立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核心价值观,指美国人认定自己的民族是以白人、英裔人、新教徒这3个特征为标志的,而这种价值观的形成就要追溯到欧洲。

“五月花号”于1620年9月从英国出发,11月到达目的地,船上载有清教徒移民一百零二人,在航程中,部分移民商订了《五月花号公约》:“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加基督教的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耀,我们飘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这些签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地能得到更好的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被认为是对这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合适、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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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月花号

新教精神是美国建国、美利坚民族形成的最根本精神动力。而新教精神中的反抗意识,在美国独立的实践中,突出表现为反对英国君主专制、追求自由民主等内涵,从另一个层面看,则是呼唤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护,因而这也为形成后来个人主义文化和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奠定基础。

美国政治科学历史学家克林顿·罗斯塔说:“他必须赞许用形容词‘英国美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来描绘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甚至一直延续到1765年。”他认为:“殖民地时期的思想是大量被衍生的,经常是全面的模仿。”

尽管英国文化在殖民地占着某种主导地位,但因为移民群体还来自西欧其他国家而形成多元格局。欧洲各国的移民带着各民族独特的文化烙印踏上了北美这片土地,开始繁衍生息、相互融合。可以说,欧洲的新教革命奠定了美国民族的宗教使命感,欧洲启蒙运动的伟大思想奠定了美国民族天赋人权的观念,美国文化的根在欧洲。

然而,在美国文化形成之初,美国人对美国文化的认识还处于一种迷茫状态。

1782年,法裔美国博物学家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发表了十二篇文章,他自己把这些文章题爲《一个美国农民的信》,文中提出了美国作为许多国家人民的熔炉这个概念:“那么美国人──这个新的人到底是什么人?美国民族不是欧洲人,也不是欧洲人的后裔, 他们是你在任何其它国家都找不到的混血人… …美国民族是这样一个民族。他否认所有古老偏见和风俗,从新的生活模式中接受了新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并建立了新的政府。”

克雷夫科尔关于美国民族到底是什么的疑问生动体现了18世纪的美国民族尚未完成文化身份的认同。

02新生:独立理想我的剥离与塑造

英国的剥削对北美殖民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严重阻碍作用,为了对抗英国的经济政策,北美人民奋起抗争。1775年4月莱克星顿响起枪声,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由托马斯·杰斐逊执笔起草的《独立宣言》,宣告了美国的诞生,实际上成为了美国的“出生证”。虽然美国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在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仍旧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因为作为移民国家,美国缺乏多数国家所拥有的共享的历史记忆和共同的血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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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独立宣言》

美利坚民族为了从大英帝国的统治中分离出来,竭力塑造一个不同于英国乃至欧洲的新的国家身份,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民族强烈的要求塑造一个属于自己文化的 “理想我”。

在《独立宣言》、《常识》等经典的建国文献中,英国乃至整个欧洲都被描绘为腐败、专制、堕落的地方,而北美是一个享有“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是那些在欧洲遭受宗教迫害和政治压迫的人们的“避难所”。美国的国家身份被想象为欧洲的对立面,代表着美德、自由、理性和平等。

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所言, “在美国,一直到20世纪初, `美洲的'与`欧洲的'与其说是两个严格的地理名词,不如说是两个逻辑上截然相反的对立物”。这一时期美国的一些政治与知识精英接受了欧洲传教士和启蒙思想家的看法,把中国视为一个理性、自由和美德的榜样,中国实际上成为寄托着美国理想的乌托邦。

随后,通过收买、战争和战争威胁等软硬兼施的手段,美国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把自己的领土从大西洋沿岸扩张到太平洋岸边,为成为超级大国打下了领土基础。 1811年,约翰·昆西·亚当斯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上帝似乎已经预定整个北美大就要由一个国家的国民定居,他们说同一种语言信奉同样的宗教和政治原则。” 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发表了著名的门罗宣言,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

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领土扩张进入高峰,“天定命运”说正式出笼,著名的扩张主义者约翰·奥沙利文关于“天定命运”的说法反映了当时美国人对自我身份的认知。

他于1839年在《民主评论》发表《未来的伟大国家》一文,称:“我们国家的诞生是一个新的历史的开端,它在建立和推进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制度,这使我们与过去分离而仅与未来相连。” “我们是进步的、享有个人自由的和普遍公民权的民族”,“是一个使人类不断进步的民族”,并“注定要向人类展示上帝原则的伟大”。

在与欧洲文化剥离的和西部边疆开发共同作用下,美国民族文化 “理想我”得以造就,美国民族从而在文化上实现了独立。

爱默生向美国的知识界宣告:“我们听着欧洲温雅的文艺女神说话,听得太久了。人们已经怀疑美国的自由人的精神是胆怯的,模仿性的,驯服的。大众与私人的贪欲,使我们呼吸的空气变得厚重而肥腻。……我们要用自己的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手工作;我们要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篇讲话标志着美国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形成。从此,美国文化走上了独特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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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爱默生

03成熟:美国形象的投射与输出

从建国迄19世纪末,美国的任务是塑造独立的理想我——自由与进步的美国。用林肯的话来说,美国是“世界最后的、最佳的希望”,这一点成为美国国家身份的最重要标志。而在战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美国对外文化战略中, “民主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占据了主导地位。

威尔逊在1917年的第二任就职演说中号召美国人成为“世界性公民”,把美国的原则推广到“整个人类”,这样,“我们就会更像美国”。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话说,“不仅在对美洲行善,而且要解救整个世界”。

二战后,出台杜鲁门主义,在一些美国人看来,美国从根本上讲不同于邪恶的欧洲和其它国家,而且在道德方面比其它国家“更高尚”,值得它国效仿 。他们生活在这块“上帝新选择的土地上”,有能力克服一切困难并且在在各方面取得成就,肩负着一种“历史使命”,要把美国“民主资本主义”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

美国的文化战略由保持自我文化的完整发展到积极向外投射输出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给“世界树立一个自由与民主的榜样”,并谋求把自由和民主的“福祉”传播到世界各地,以最大限度的符合美国的利益。

1996年,当时的助理国务卿约瑟夫·奈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威廉·欧文斯联名撰文指出:能够领导信息革命的国家将会比任何国家更强有力,“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国家就是美国”;美国不仅在“军事力量和经济生产方面具有明显的实力”,而且在“收集、取舍、制作和传播信息能力方面”占据优势。

于是,在对外关系中,美国主要谋求输出的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前者体现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及市场力量,后者体现为竞选政治及政治多元化。其它的输出还包括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对外决策者无不希望美国成为全世界的“新耶路撒冷”。

为此,美国对外文化战略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方式,对外输出美国的价值观,人权观。美国坚持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利用经济援助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方式,输出美国式的民主自由;利用信息时代的科技制高点,通过各种大众文化媒介进行文化扩张。

美国政府的对外文化战略不仅起到了辅助其军事、经济等硬是历史想起全球霸权的作用,更主要的是它的潜在作用,即对处于其他文化中的人民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而这对其长远战略至关重要。

20世纪末,各个国家相继召开讨论美国文化入侵的会议,迫切希望在“多边贸易协议”中增加有关文化产品的特殊条款,法国视出著名的“文化例外”原则试图将文化排除在贸易自由之外。这都折射出美国文化产业在全球取得的文化霸权的强大。

04合则两利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把中国想象成“威胁性的他者”。正是因为中国在后冷战时代填补了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由于苏联解体导致“他者丧失”后出现的空缺。“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它们各自的利益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中国领导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从长远来看,美国领导人也应该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谋求合作和发展。这不仅是对两国人民,也是对世界人民的负责任的态度。

参考资料

[1]刘绪贻,杨生茂:《美国通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

[2]董小川:《美国文化概论》,人民出版社, 2005年。

[3]李其荣:《美国文化解读:美国文化的多样性》,济南出版社, 2005年。

[4]朱永涛:《新大陆·新文化——美国文化历程》,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6年。

[5]李荣静:《当代美国政府的对外文化战略及其实质》,理论与现代化,2004年。

[6]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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